如上文所提及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很多规范是否应当入法以及如何规定都需要考量其中涉及的伦理、亲情、道德等与法律的关系。

[5]比较典型的例证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护的范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了立法者对刑事诉讼法程序利益的保护重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适用于刑讯逼供获得的言词证据，在例外的情形下适用于针对物与财产权的搜查、扣押等收集物证、书证的取证行为，而对于干预隐私权或个人信息权的技术侦查措施则根本就没有列为证据排除的范围。[31]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2]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rticle 9. [33]参见郑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法益论判断》，载《〈法学研究〉2017秋季论坛个人信息使用与保护的法律机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10月），第641页。为回应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忧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4年提交联合国大会的专题报告中概括了新世纪以来全球面临的隐私安全挑战：公开与秘密的监控作法与事例正在不断激增，政府开展大规模监控（mass surveillance）已经成为危险的常态性、习惯性做法，而不再仅仅是作为例外手段。二、我国刑事司法执法中的秘密监控与个人信息保护状况 秘密监控（covert surveillance）是指使用技术手段秘密获取公民信息的各种措施。最后，侦查机关对共享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履行保密义务，确保数据安全，侦查机关内部应当根据共享信息的敏感等级程度分级授权，同时侦查机关内部与共享数据的政府部门间都应当建立全程留痕的回溯性技术监督程序，监督个人信息的规范利用。[28]参见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30 June 2014，Para38. [29]参见《反恐法》第18条与《网络安全法》第21、28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在利用第三方机构保管的信息时也应当具备合法的目的、基于一定的怀疑作为干预基础，同时应当遵循比例原则的要求。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呼声与力度逐步加强，对于国家安全与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传统例外也在重新进行审视。但不可否认，1954年宪法使家庭首次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新中国的宪法文本之中，预示着国家从调整家庭这一特殊社会关系出发，试图发挥家庭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和安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

二、宪法规范的展开 家庭作为私领域，在古代承担着秩序维护的功能。我国宪法第49条为我们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规范依据，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再比如，家庭中的婚姻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婚家庭、重组家庭等家庭结构的出现会自然引发婚姻法等诸多法律变革，公法上的保护内容自然也会发生调整。[10]同时，在组建家庭、维持家庭存续、维护家庭和谐和维持家庭成员亲属关系上的权利应受宪法保护。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再如教育，诸多不同层级的立法中也都强调了家庭作为教育主体的作用，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

3.对特殊家庭的整体保护 除了特殊群体之外，实际上还存在一些作为独立主体的特殊家庭，对它们的保护往往是建立在家庭成员缺失或者家庭成员抚育、照顾义务履行缺失的情形之下的。但也有些很隐蔽的违法之处，例如，通过章程规定，凡未婚生育者，当年起停止本人股红分配，直至接受计生部门处理完毕办理好结婚登记手续后，次月才能恢复本人股红分配……[6]这种情形也是一种对于婚姻自由的破坏。这些情形都很容易模糊化家庭以及保护的涵义，也会成为不当干预家庭事务的缘由。[12]姚国建：《宪法是如何介入家庭的？——判例法视角下的美国宪法对家庭法的影响及其争拗》，《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参见刘征峰：《家庭法与民法知识谱系的分立》，《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三）因家庭成员身份而影响个体权益 家庭是基于家庭成员彼此间的关系以及身份所形成的共同体。温岭市政府认为郑晓琴虽系郑福兴之女，其户口登记在郑福兴名下，但业已出嫁，属于应迁未迁人口，遂于2014年7月确认郑福兴户有效人口为2人，并审批同意郑福兴的个人建房用地申请。[3] 伴随着给付行政、福利国家的发展，国家开始介入大量社会事务，介入家庭领域。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亲情、责任、奉献等有益的文化价值。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将常回家看看纳入法律是否妥当，家庭的教育方式是否需要国家介入或者国家如何引导，均与家庭、国家之关系相关。

（二）家庭、户的并存所导致的保护对象模糊化 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家庭是规范对象和主体。这两条规定引发诸多争议，尤其是被执行人的行为是否可以波及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18]这也是后期为何制度性保障开始强调基本权利保障的目标之原因。例如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实则是第1款中婚姻受国家保护的自然结果，婚姻是家庭组成的前阶段，对于婚姻的相应保障也有助于强化家庭存在与发展。家庭是互相依赖、彼此共存的实体，某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是家庭中的大事而并非私事，病人首先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家庭成员。婚姻制度根植于人格自由，具有维护人伦秩序、男女平等、养育子女等社会性功能，国家为确保婚姻制度之存续与圆满，可以制定相关规范，约束夫妻双方互负忠诚义务。[21]岳经纶、张孟见：《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国家与家庭关系：一项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现代家庭承受着各方面的冲击、教育压力乃至某种道德与政治压力，例如信用体系下家庭成员彼此之间要承担连带责任等。再如，孙林英、张伯秋、张赟芳执行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8]案也对宪法第49条第3款加以了援引。

实际上，这些规范在实践中却很难得到落实。是过当还是必要的惩戒？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置于国家、集体和社会之下，家庭也是其中一个环节，是一个类似于单位的社会单元。

从逻辑结构上看，该条首先强调妇女和男子的平等地位。典型的如失独家庭、因病致困家庭等。

如有学者认为，婚姻家庭编的他治有两种手段：国家权力干预的他治与社会权力介入的他治……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权力可通过影响力从预防家庭问题到解决家庭问题等环节介入家庭关系，且不至于过度限制民事主体在家庭领域内的意思自治。因此，母亲、儿童并非和婚姻、家庭处在并列关系之中，而是作为两类特殊群体被格外加以强调。基于该条规定，户口制度本身带有维护社会秩序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这种语境之下，家庭成为隐藏于户口幕后的统计要素。对家庭的需求进行及时、有效的政策回应，才能避免其陷入更大的困境，这也应当是保护之目标。

（一）保护而非干涉：伦理、亲情、道德、爱等法律不能调整之内容 家庭领域的很多事务并不一定会受到国家介入和调整。它首先意味着公民除可要求国家遵守不侵犯义务外，还可请求国家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税收优惠等措施履行对公民的给付义务。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共立一户或者分别立户。此外，还有可能会岀现，原本是个人的责任却波及家庭其他成员。

2.对家庭成员的保护 家庭中存在诸多相对弱势的群体，一般为妇女、儿童，他们属于家庭中格外需要关照和保护的对象。同一个体既具有家庭成员的角色，也具有个体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角色。

同时，家庭的变迁也会引发公法关系上的各种变化。如上文所提及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很多规范是否应当入法以及如何规定都需要考量其中涉及的伦理、亲情、道德等与法律的关系。[11]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9页。由此，法院认定赡养义务属于合同中的附随义务，进而依据宪法第49条第3款等相关立法规定，驳回了原告孙林英的诉讼请求。

另一个则是家庭、户的并存以及家庭成员身份与个体权利模糊不清，这些情形悄然地改变了受国家保护的实质，从而可能转向某种不当的介入或干预。父母应当引导、陪伴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保障未成年人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

特别是将儿童和母亲并列在一起，强调借助国家的力量，对于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予关照。如2007年，我国便发布了《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20]，强调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形成的特殊群体，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

宪法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分析宪法规范的原初意蕴进而确定国家调整家庭事务的时机、界限以及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对家庭真正的保护。